「please leave message for Joel and Judy」！Judy（林奐均）與先生Joel的家，答錄機傳來小女生童稚靈巧的留言，她是Faith，我的第一個女兒，我是奐均，林義雄（註２）僅剩的一個女兒！
如您們所聽過的，我父親林義雄是一位人權律師，1977年我才6歲，父親就當選台灣省議員，從此踏上他的政治生涯，也埋下了眾所皆知「林家血案」的伏筆。
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封閉而保守，一黨獨大的時代，排除異己是無可選擇的政治手段，父親因為參與地下刊物編輯而琅璫入獄，母親告訴我：「爸爸當兵去了」，小小年紀的我，信以為真只盼著父親早日當兵回來。
2月28號那天，母親去探監，我一如往常背著沉重的書包放學回家，按了幾次門鈴才有人來開門，奇怪的是，開門的不是往常我熟悉的阿嬤，而是一位陌生人，我也沒有懷疑，筆直的走進家門，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，我們家常有陌生的訪客，就當我走進房門想放下! 書包時，陌生人突然舉起刀子往我身上猛刺，第1刀，書包替我擋住了，第2刀、第3刀、第4刀……我感覺自己在流血，我感覺身上好痛，這時候我聽到阿嬤在門外喊我：奐均、奐均，歹徒將我反鎖在房間裡，轉身去對付阿嬤，我因為太疼痛而幾乎昏厥了，後來怎麼被送到醫院，完全不記得。
我以為自己死掉了，卻在有一天又醒了過來，身上好痛，到處包裹著紗布，躺在醫院病床上，每天都有人來探望我，他們多半是悲傷的表情，有人甚至不由自主的就在我面前哭了起來。此時，我仍然不知道「林宅血案」已經在台灣社會沸沸揚揚，也或許應該說，我根本不知道有「林宅血案」的發生，因為我完全無從察覺，摯愛的阿嬤、兩位雙胞胎妹妹亭均與亮均，都在那場刀光血影中喪生了，而我，是唯一活下來的倖存者
還記得在醫院的每一天，我都央求爸爸說：「等我病好了，要跟妹妹去六福村玩！」爸爸沒有拒絕我，只是每次講到這裡，他的眼眶都泛著淚水……
我在醫院住了好久，每天媽媽都來陪我唱歌、講故事給我聽，我總會問她：「妹妹呢、阿嬤呢？她們怎麼都沒有來看我？」媽媽總是含糊帶過，說她們出了遠門。
還記得每天病房外面都有警察叔叔，24小時站在門口，不論我去哪裡，都有警察阿姨陪著我，當然，很多時候大人不許我出門，我感覺那是一種密不透風的保護膜，他們都說，是因為我的病還沒有好，所以不能亂跑。電視新聞有時候會出現「滅門血案」、「林家血案」等字眼，都在我還沒看清楚的時候，就會有人站起來將電視轉台。
突然有一天，爸爸再次消失，媽媽說：「爸爸又去當兵了……」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，爸爸兩次當兵，都是坐牢去了。
好不容易身上的刀傷漸漸痊癒，我因為看不到阿嬤與妹妹而日漸煩躁、失望，終於有一天，在那個恐怖日子過後的4個月，媽媽告訴我，妹妹、阿嬤都已經不在人間的事實。
突然，我覺得好害怕，我怎麼再也看不到我最愛的親人，我怎麼沒有好好珍惜跟他們相處的時光？我痛哭、大哭、徹夜的哭，每個夜晚我都試圖回想那個歹徒的長相，我想復仇，替我死去的親人復血海深仇，我想我長大了，一定要親手殺了他！
那年，我九歲！
小學3年級，我轉學了，由於我是血案的唯一活口，基於安全緣故媽媽替我改名為「林曉君」，當時仍然有警察阿姨每天接送我上下學，任何人要接近我、跟我說話，都要先登記，經過搜身，久而久之我幾乎沒有朋友，孤獨、仇恨成了我童年唯一的伴。
爸爸不忍心我與媽媽生活在恐懼中，也擔心再失去他僅剩的兩位親人，於是申請讓媽媽帶著我到美國，幾經波折終於成行，1981年8月，帶著極簡單的行李，母女倆到了華盛頓。那時我連ABC字都看不懂，進入小學4年級就讀，語言不通，班上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，但好處是，沒有人認識我，沒有人看到我會掉眼淚，沒有人整天跟著保護我，於是我開始結交同儕朋友，靠著比手畫腳溝通，日子開始不再那麼晦暗。
剛開始，媽媽對我的擔心絲毫沒有減少，記得有一次我告訴她，我可以自己放學走路回家，請她不要來接我，學校距離我們家只有5、6分鐘的路程，但我因為轉錯一個路口，拖延了半個小時還沒回到家，媽媽急壞了，在家裡來回踱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一直後悔答應我的請求，讓我自己回家，就這樣度秒如年，終於，我出現在家門口，她一顆七上八下的心也才終於可以繼續呼吸，我猜想那半個小時裡，媽媽是不是做了最壞的打算：歹徒得逞，她可能! 失去了僅剩的女兒…….天下父母心，這樣的焦急直到我自己做了母親，才真正深切的體會到。
在美國唸書的日子是愉快的，我一路從小學4年級唸到大學畢業~，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，度過我的青澀年少，最大的轉折點，在初中！
初中我開始參加查經班，可說是接觸信仰的第一步，由於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很快的，我也從教會活動中領受到上帝的垂憐。透過禱告，上帝教導我寬恕、智慧；透過禱告，我的心可以從仇恨中出脫，慢慢的，一股堅定而神奇的力量引領著我，饒恕了兇手，揮別了曾經的陰霾血淚，越是參與教會的活動，我越是明白，自己是一個受到祝福與關愛的人，那些過去的創痛，都應該讓它成為過去，如果沒有洗淨往昔的塵埃，我便無法成就一個全新的我！於是，脫胎換骨般的，我丟掉了心中的恨，敞開懷抱汲取這個世界對我的愛！
1994年(23歲)是我人生另一次重要的轉折，我從印第安那大學音樂系畢業，睽違13年後，第一次重返台灣！剛剛抵達中正機場，就看見好多媒體記者，當年血案中唯一倖存的小女孩回來了！她變成什麼模樣？她過的好嗎？她用什麼心情看待這塊曾令她椎心刺骨的土地，鎂光燈閃個不停，我有點無法適應，爸爸媽媽都來接機，慎重的迎接我重返故鄉。
當年發生血案的家，已經改建成義光教會，在曾經流血的地方傳播福音，我認為這是很好的安排。跟著父母我來到義光教會作禮拜，好幾天都有記者隨行，我用什麼樣的容顏面對台灣，很開心不是仇恨、而是關愛與企盼。
一年後1995年，我再度回到美國進修碩士課程，竟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一半，他絕對是上帝巧妙的安排，來關照我，砥礪我，要不然我的生命，無法如此漸趨完整。
Joel 是出生於南韓漢城的美國人，一家5代都是宣教士，他也以傳教為終生職志。我們在查經班初相逢，後來因為住的近，經常在公車上巧遇，我對Joel 的印象不錯，因為他總是友善熱情的招待教友，人長的帥氣更不在話下，但因為他比我小兩歲，我只以對待弟弟的心情與他相處。直到1997年感恩節過後的某一天，突然沒來由的他說：「Judy，我想我開始喜歡上妳了！」然後，是一陣沉默，我們各自將頭埋回自己的文字裡，避開這段突然表白的尷尬！
記得當時我告訴他，跟我約會有3個原則：第一，要徵求我父親的同意。第二，儘量不要單獨相處，我知道單獨約會的風險，而我想將最完整的心靈與身體，都留給我未來的先生。第三，不要送禮物。
Joel思考了幾天，同意這些原則，然後告訴我他準備好寫信，徵求我父親的同意了，如果我同意跟他交往，就讓他知道。幾天後，我將一張寫著「yes」的字條投進他的信箱裡，然後，我們就開始交往！
我們一起禱告，跟教會的朋友相處，一天比一天認識對方，正式交往的第6天，他就跟我求婚，(對！這一切進度都快的超乎我能想像)，我嚇壞了，這樣迅速的交付彼此會不會變成粗淺的速食愛情。但Joel 告訴我，他已經非常確定，我，就是他終生追求的女性，我，就是上天安排給他的妻子，我想，他的真誠打動了我。一切宛如連續劇的肥皂情節，卻真實發生在我們身上，於是我們開始籌畫婚禮，當然，首先Joel 必須隨我回到台灣，徵求父母的同意！
1998年1月，那是台灣農曆年的前夕，我穿上母親當年訂婚的禮服，爸爸將我! 的手交給Joel，我們訂婚了，人生從此不同，各自單行的線，變成兩條緊密的連結，然後我們有了第一個女兒Faith(信心)、第二個女兒Charis(恩賜)、到2004年，我們的第三個女兒也來到人間，她叫做Ashlyn(願景)，從單行的線，我們變成了5口之家！林家，就這樣又熱鬧了起來！
2002年(31歲)我們回到台灣定居，Joel選擇台灣作為終生宣教之處，我也再次返回故土，初次有了定居台灣的打算。我因為主修音樂，因此工作內容多半是詞曲創作，也在教會唱詩歌，Joel則專心作他的宣教士。婚姻生活是瑣碎的，三個孩子相繼報到，我終日忙碌於奶粉尿布與創作之間，一忙起來，人就少了情感，像機器一樣運轉不停，我與Joel 的摩擦幾乎是三天兩頭，就要大吵一架。為了很小的事情爭執，或者為了他的記性不好，我也會大發雷霆，所幸Joel 總認為妻子是共同分擔生命的人，當他許下誓言娶我為妻，就決定了不論我能否帶給他快樂，他都要終生承受我。於是每每在爭吵的煙硝瀰漫中，我們一起懺悔，錯的人，勇敢的開口說抱歉，對的人，一而再三的原諒對方。就這樣，我們至今還在繼續爭執，還在繼續磨合，也許漸漸的，我們開始明白，這是婚姻生活的必須與樂趣。
我的父親已經60幾歲，經常你可以看見他的身影，為了反對核四，在總統府前靜坐。有時寒風颼颼、有時細雨綿綿，常常他一坐就是一整天。這就是我的父親，堅持理想、寧靜沉默。記得當年血案發生後，許多文章臆測著父親將如何繼續他的人生，人們說他可以就此遠離政壇，不問世事；也說他可以遠走他鄉，忘卻這塊傷心土地；更有人說他將以復仇者之姿，掀起一場腥風血雨！但，沒有，我的父親不曾退卻，在追求民主正義的道路上，他繼續勇往直前，他沒有離開政壇，更不曾拋棄這塊土地，30年來他一直在自己的路上，追求理想。我不曾聽到父親談起那件悲傷的往事，也不曾聽見他對兇手有任何撻伐，他與母親始終寬容平靜的看待這樁歷史悲劇，他們用身教告訴了我，寬恕是多麼重要的人生課題，甚或是一種人格的昇華。
去國10餘年，我有幸重回台灣，故鄉的社會氛圍已然不同，父親，還在奮鬥著。我恐怕終其一生都不會涉入政治圈，但我知道，我將用自己的方式，流著父母慈懷柔腸的血液，敦厚看待過往與未來，大悲大慟已飄邈，我願虔心向前，深愛台灣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