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外的人生－花蓮門諾醫院總執行長黃勝雄的故事

終日忙碌，但到頭來卻可能是一場空，什麼都帶不走。讓他當下醒悟，決定要放慢腳步重新看自己的人生，找尋另一種生命價值。
五十五歲以前的黃勝雄，是年薪超過百萬美元的頂尖腦神經外科醫師，同時也曾經是美國雷根總統的隨行御醫，高人一等的醫術讓他備受美國醫界敬重；但五十五歲以後的他，卻「選擇」回到台灣，接下門諾醫院院長的位子，不但月薪不到先前的十分之一，還得肩負起籌募七億元建院基金的重擔。他為何作這樣的選擇？
以下是他的故事：

我早出晚歸做研究、看門診，三百六十五天共開了三百六十個刀，一年下來所累計的病患人數超過五千位，無論是公司大老闆、還是美國參議員的母親，只要是腦袋生了病，通通指名要找黃勝雄作治療。有時深夜歸家的途上，我會想到，我的兩位可愛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？在學校有沒有問題？我的心裡有時很虧欠，找不出時間在週末時應他們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，騎馬或釣魚。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說，我已經替他們的活動空間買下四甲地的家園，他們可以找朋友來家裡玩、可以露營、可以游泳、可以爬樹摘花。比起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好多了。而且我要替他們存錢、繳最好的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、我要為他們存銀行的帳戶、做大學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、我要為他們每一個人設立一個信託基金，好叫他們中年以後做事業時有個基金；我要為年邁退休的父親設一個基金，所以他不必每個月向孩子們要錢，我要…。

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全家上禮拜堂，主日學後，我帶兩個孩子去中國餐廳吃麵，然後送他們回家，我就馬上回醫院巡視病人。在開車的路上，我的胸口開始感覺悶熱不舒服，於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動控制賓士的坐位調整，窗戶打開來通風，我想胸口痛或許會改善。但是到了醫院，停好車走進急診處入口為止並不感到改善。我請在急診科的住院醫師替我做一個心電圖，結果是正常，剛好有一個心臟科專家走過，就請教他的意見，他看了我的心電圖，看了我的病例，也聽了我的心臟，就判定我要住院。
他的理由是：他及大家 （全醫院），全社區，不能冒險失掉一位像我這樣好的神經外科醫生。我辯論說，我的祖父86歲，我的父親67歲都健在，沒有家族病歷是心肌梗塞的。他反駁說，他們不是神經外科醫生，沒有我所受到的壓力。

結果我住進了心臟加護病房三天三夜，他們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 10萬美元的檢查，檢查結果是認為說大概是中國麵湯中可能放太多味精，而使我的冠狀動脈產生痙攣的現象所引起的症狀，我沒有心肌梗塞或冠狀動脈硬化。

第四天早上，我從加護病房出院，就走到開刀房做手術。但是，從此我的人生觀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！因為在住院的期間我看了很多書，其中一則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短文--故事這樣說：

有一位農夫，早出晚歸耕種一塊貧瘠的土地，他勤奮的工作，午餐也顧不得吃，太陽要下山的時候，就嘆息時間太短，也常常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務必積蓄五穀，以備不時之需！」有一位天使聽到了，覺得農夫很可憐，就靠近對他說：
「你很認真，對父母有孝行，對子女有愛心，對鄰居和睦相助，所以上帝要賞賜你更多的土地，讓你富足。今天，從這做起點，你能力所及的去跑，等你繞一圈子回到原點時，我會將圈圈以內的土地贈送給你，讓你飽足。」
這個農夫真是高興極了，馬上就開始跑，也忘了帶飲水，只顧往前跑。當他跑了半個鐘頭後，往後看，啊！真高興，他想：我這輩子夠用了，這塊地所產的五穀能供我一輩子。他想停下來了，但是又想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我應該為我的兒女再跑一段路，讓他們也有一點的家產才是，於是又跑了一個鐘頭，他又渴又累，汗流浹背。他往後看，離起點的地方已經很遠了，也許應該折回。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，他再往前跑了一段。他的胸口開始有一點悶熱，頭有一點暈。他開始想：唉！我畢竟年紀大了，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，我退休了以後怎麼辦呢？也許我應該再多跑一點路。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他體力不支倒地，不久就死了，連回到原點的機會也沒有。當然，什麼土地都沒有得到。

雖然故事很平淡，但卻深深震撼了我的心！我驚覺自己就好像故事中的農夫一樣，終日忙碌，但到頭來卻可能是一場空，什麼都帶不走。受到故事的啟發，讓我當下醒悟，決定要放慢腳步重新看自己的人生，找尋另一種生命價值。

於是，從一九八三年開始，我每一年拿一個月的休假做義工，做短期的醫療宣教師，到醫療落後的國家服務或教學，也打算從55歲到65歲獻給主用。這期間使我有機會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輩，也學習到服侍人的樂趣。1986年我來門諾醫院當義工一個月，第一次和前院長薄醫師相處，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和內人去他家吃飯，我發現薄師母的手指頭因為花蓮的濕氣重而得了風濕症，並且有腦幹微血管的破裂出血。薄院長也有手痛，因常吃阿斯匹靈而有耳鳴和重聽。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繼續為後山交通不便，醫療不發達的台灣人，奉獻了前後將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時光。使我這個台灣人真感激又羞愧。

1990年薄院長退休回美國，連退休後的住家都沒有，這種捨己為人的情懷更教我佩服。
1991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會的台灣奉獻獎時，他呼籲：
「我為台灣奉獻了這一生，我盼望台灣人，尤其是台灣的醫生，也能像我一樣為自己的同胞，尤其是為弱小無助的、需要人照顧的花蓮百姓服務，很可惜！台灣的醫生好像覺得到花蓮很遠，到美國比較近，沒有人要去花蓮，倒是很多人跑美國來。」
他的這句話很扎心，對我來說，好像是在對我說的一樣，也更進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點－台灣。

我1993年底回來接下薄院長的使命－去服侍最小弟兄當中的一位，就是服侍上帝。為原住民，為偏遠地區的人民健康來服務。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，我能在台灣頭部外傷頻率最高，死亡率最高的花蓮地區來應用我的專長－腦神經外科。

天使沒有應允我土地，但是祂賜給我很多平安，給我豐富的生命，給我很好的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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